《动物凶猛》读后记

“那年我十七岁，她也十七岁…”是个注定会被打断的自我坦白。因为相比于朝代的更替、历史的轮回、民族的根性甚至人类的本质等等悠远宏大的命题，一个青春期男孩的躁动简直不值一哂。

《动物凶猛》，或者说是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太多人想从里面看出更多更深更厚重的隐喻：又高又帅的孩子头不是孩子头，而是苏联；满身荷尔蒙的大姑娘不是大姑娘，而是社会主义；冲动幼稚的小男孩不是小男孩，而是新中国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人并不是人。

要是不这样解释，那似乎实在有愧于在这本书或电影上消耗的时间。大人们都早已失忆或假装失忆，仿佛一落生就是一副成熟而深刻的样子，言谈间不是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，就是暗流涌动的世界政治，好不容易在百忙之中抽出几个小时，如果只看到了些肤浅低俗的青春记忆，实在是耽误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添砖加瓦。